夺命校车

　　限载9人，实载64人；21人死亡，43人受伤。惨剧折射出农村幼儿园、留守儿童的一系列困境和校车监管的漏洞

　　本刊记者/朱世强 王维博(发自甘肃正宁)

　　早上6点多，甘肃省正宁县还是漆黑一片，杨海军和妻子徐巧仍像往常一样叫起隔壁熟睡的一儿一女。

　　催促孩子们洗漱完毕，已是6点50，没有吃早饭，杨海军和妻子就驾着新买的比亚迪汽车前往两人上班的地方——小博士幼儿园。

　　幼儿园位于正宁县榆林子镇街上，和中国大多乡镇集市一样，街上分布着酒店、超市、汽修店，道路尽头连着大片耕地和烟囱冒烟的工厂。

　　杨家和幼儿园都在省道旁边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。一路上，杨海军和妻子并无多言，几分钟后两人抵达了镇上幼儿园。

　　杨海军在幼儿园做司机已是第三个年头，妻子负责在园里食堂给孩子们做饭。

　　“那天天阴着呢，停好车，我就进了厨房，看见他清扫了一下校车，就和王春娟，还有王春娟的女儿一起出了车。”徐巧仍说。

　　两小时后，传来丈夫车祸的消息，不仅杨海军和一位跟车的教师命丧车祸，还有19个幼儿也一并遇难。

　　浓雾里的车祸

　　“一般都是9点20回来，那天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杨海军回来”，徐巧仍说，“我跑去问人，他们说堵车了，再一问才知道出了车祸。”

　　听说死了那么多人，徐巧仍当场就昏了过去。

　　据当地政府事后通报，16日9时15分许，在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，一辆载有62名幼儿的校车与一辆陕西籍大翻斗运煤车相撞，造成18名幼儿、校车司机及一名教师遇难，44名幼儿受伤。17日晚间，一名5岁危重幼儿因脑挫伤、急性呼吸性循环衰竭而死亡，事故遇难人数升至21人。

　　在徐巧仍的印象中， 11月16日是一个极平常的日子。唯一不同的就是那天“阴得厉害”。

　　事故的目击者之一师宏春，对当天的天气同样记忆深刻，“那天雾很大，阴霾的天气笼罩着整个镇子”。

　　出事时，67岁的师宏春和同事正在下沟村砖厂的门房里烤火抽烟。9点15分，师宏春听到校车大喇叭里的童歌从屋外由远到近飘来，没过多久，砰！一声巨响，音乐戛然而止。

　　“好像是车胎爆了”，师宏春和身边的人说。“不对，车胎爆了有撒气声”，对方说。“出车祸了？”师宏春隐隐感觉不妙。两人停顿片刻，扔下烟就往外跑，等师宏春跑到外面，看到一辆黄色的校车跟一辆运煤车的车头迎面撞在了一起。

　　师宏春扒着车窗往里看，娃娃们的头一齐往后倒着，很多孩子头上还在流血。师宏春赶紧跑回厂里喊人帮忙，这时，正宁县教育局的车开了过来，下来6个人喊着赶紧救人。

　　“娃娃们有的喊妈，有的喊奶奶，哭声一片。”师宏春说。

　　把娃娃抱出来以后，从东到西摆了一长排，哪个有生命，哪个没生命，哪个是男的，哪个是女的，谁也辨不出。抱完以后他就和同伴站在路中央拦车，路过的汽车都停了下来，帮忙把孩子送往医院。

　　17日，事故发生的次日凌晨，正宁县下起了小雨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在现场看到，雨水浸湿一切，在应急灯的照射下，能够清晰地看到严重变形的号牌为“甘M-A4975”的校车，还有那辆重型自卸货车。校车内只有遗落的各式鲜艳童鞋和几条长条铁凳，空荡的校车犹如一具空架子。玻璃碎了一地，远近散落着孩子们的书包和鞋子。

　　致命超载

　　事故发生第二天，甘肃庆阳市举行新闻发布会说，此次事故原因初步查明，其中原因之一是校车驾驶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严重违规超载、左道超速逆行。

　　中共庆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左江华说，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是教育、交警部门监管不力，两辆车都超速行驶。规定时速为60公里，雾天是30公里，而那天校车速度则达到了80公里每小时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在现场看到，出事的校车时速表的指针正是停留在了“80”这个数字上。

　　超载、超速、超车，一连串超出正常的“动作”，酿成了一桩惨祸。而据左江华介绍，超载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这一家幼儿园，县里的很多幼儿园都存在超载现象。

　　受伤幼儿楼小洋的母亲张芳霞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，儿子今年4岁，由于坐在车尾才逃过劫难，但造成轻微脑震荡。

　　“有时候刚把娃娃放到车上，娃娃还没站稳，车就开了，我还给牛叔(杨海军)说，开慢一点娃都倒了，他嘿嘿一笑啥也没说。”张芳霞说。

　　“好几个村的孩子都上这家幼儿园，之前车就超载，如果娃娃上不去就上不了学，没办法，还是会提心吊胆。”遇难孩子贺淑童的爷爷贺虎全说。

　　受伤的高倩倩的亲属任晓丽说：“那辆车空间很小，我常看到小孩的脸贴到玻璃上，孩子常回来哭着说不坐校车去学校。”

　　为了保证孩子的鞋不被挤掉，有经验的老人都会让自己的孙子在上车前把鞋子攥在手里。夏天娃娃们都说，里面很热。

　　于家咀村没有幼儿园，只能在镇上的小博士幼儿园上学，村子离“小博士”有15里路，如果拿车接的话不算远，如果用自行车送，需要40至50分钟，“那样就赶不上上课时间了”。
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，在榆林子镇，除了小博士幼儿园外，还有一家名叫乐乐的幼儿园。乐乐幼儿园去年因为一起幼儿交通事故，被小博士幼儿园收购，董事长均为李军刚一人。

　　按小博士幼儿园规定，早上9点20分要将孩子接至园中，9点30分开课，杨海军只负责接送孩子，油费、车辆保养费都由幼儿园承担。

　　除了司机杨海军外，负责接送孩子的还有张红及其妻子王春娟。按照分工，乐乐幼儿园的学生大多来自学校周围，张红和贾芳艳负责接送，小博士幼儿园的学生大多是学校西边的学生，由杨海军和王春娟负责。在此次事故中，王春娟和她的女儿也双双遇难。

　　贾芳艳介绍说，她和张红的这一组每天要跑四条线路接送，第一条是习仵村、小沟子村、珍庄，第二条是下沟村的3个队，第三条是仲巷村的三个队，第四条是咀头村的三个队，其中最后一条时间最长，大约需要40分钟，每一条线有30个人左右，共100多个人。

　　杨海军每天有三条路线要跑，也是100多人。两个线路的车都是改装过的，就是将原有的座位拆下来，换上3个铁做的长凳，“孩子们一个挨一个互相抱着坐在凳子上，坐不下的孩子只有站在凳子的缝隙处。”

　　司机杨海军

　　出事后，公众的指责首先指向了校车司机。
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，肇事司机杨海军家里并不是很富裕，做校车司机前，一直靠卖烤烟和替别人开车为生。三年前，他的女儿考上幼师学校，需要很多钱时，他才翻出驾照，开始打工。

　　2008年的一天，他来到镇上的小博士幼儿园应聘。那天，幼儿园董事长的妻子高红霞面试了他，看到其驾驶证上已是超过三年的驾龄，还是个老司机呢，高红霞就比别的司机多给他开了100块钱。

　　除了每月有900元的收入外，杨海军在接送回幼儿之后，还利用空闲时间贩卖烤烟，并用今年开春新买的比亚迪汽车拉一些私活，贴补家用。

　　杨海军有个80岁的父亲和两个儿女，女儿18岁了，儿子今年13岁。他的姐夫徐正荣说，海军的压力很大，娃娃们现在都在上学，都是需要花钱的时候，他每天做这么多都是为了这个家。

　　但是，杨海军再也撑不起这个家了。 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调查，杨海军每天接送孩子有三条固定路线，每条路线的人数都是固定的。出事的那条线路，是杨海军每天接送的最后一条。

　　徐巧仍的娘家哥徐生荣告诉记者，假如说，这一条线上幼儿少，就拉的少，下一条线人多，就是硬挤也要一趟拉完，每天都这样。

　　徐生荣说，所有的人都说是我妹夫超载，我妹妹现在受不了了，杨海军是受雇于幼儿园，而且在园里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路线拉那么多人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，现在给高红霞打电话不接，我妹夫算不算工伤，我希望政府能给一个公平的处理，现在政府就给1万块钱让我们从殡仪馆拉回遗体，这对我妹夫太不公平。

　　徐正荣说，超载并非杨海军所愿，海军以前在拉幼儿时就因超载被罚过两次，海军都是打电话给院长，院长说罚多少就把钱给交警，回来报销，但院方和交警并未对校车超载作出实质性的改变，依然超载拉人。

　　董事长的弟弟李军平却认为，杨海军是个老司机了，大车也开，小车也开，很有经验，但发生车祸也没办法，“你不碰人家，人家碰你呢”。

　　留守的孩子

　　出事前，最后一个见到校车的家长是贺虎全老人，出事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家长也是他，不幸的是，老人的孙女也在车祸中遇难。

　　当天早上，贺虎全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前往县城办事，沿着通往县城的G211省道没走多远，耳边哗的一声，平时接送孙女贺淑童的那辆黄色校车从他左边驶过。

　　当时并未多想，贺虎全说，“当我骑到砖厂跟前才发现出了事，现场警报声、娃娃大人的喊声乱成一团，我撂下车子跑过去找孙女，但没找到。”

　　没找到孙女，贺虎全骑上自行车就往镇上找大侄儿贺小鹏，等两人再折回现场时，孩子都被送往医院。贺虎全和贺小鹏又赶往县城医院。“我当时有一种感觉，娃娃一定在。”贺虎全说。但两人找遍了县城的各大医院都没找到，后来，“通过熟人在县医院的太平间找到了娃”。

　　贺虎全说，小淑童并非是他的直系孙女，但他是看着她长大的，娃娃长得非常可爱，“听见电视里放音乐，她会兴奋地跳舞。”

　　老人说，自从孙女走后，他身边突然少了一个人，“感觉心被挖走一样”。
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，此次遇难的19名儿童中，有9名都是于家咀村的，受伤最多的也是于家咀村，有30名重轻伤，另有两名幼儿当天一个因为生病，一个因为哭着不去，逃过了劫难。

　　“校车每天都是沿着村子的主干道一边播放《数鸭子》童歌一边接娃娃。并不每家每户串，谁家离主干道近就沾点光，离得远就要提前出发，等候校车。”贺虎全说。

　　在贺虎全看来，村子离学校太远，孩子的父母又都大多不在家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根本没能力接送孩子，只有把孩子交给幼儿园接送。

　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于家咀村有个小学，但这所学校规定，只有拿着上过幼儿园的手续才能在小学报名，于家咀村没有幼儿园，到榆林子镇上“小博士”成为唯一的选择。

　　2008年开始，甘肃作出教育资源调整，提出“中学向城区集中、小学向乡镇集中、幼儿园联片集中办园、新增教育资源向城市和乡镇中心集中”，目的是集中优势办学资源，提高教育质量。

　　事发后，有网友质问，64个人挤到9人的车上，连基本的安全都没有，有什么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提供？提高的又是什么质量？

　　其实，比上学更为难的是留守孩子的接送问题。据于家咀村村支书韩显林介绍，全村共有六个组，长年在外打工的就有720多人，留守儿童270多人。80%的留守儿童由爷奶奶爷抚养，所以基本上都要坐校车。

　　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此次遇难的孩子中，于家咀的留守儿童最多。

　　贺淑童的家就在村里的主干道上，淑童爸妈平常不在家，只有周末才回来，去学校都由爷爷奶奶送她上车。那一天，贺淑童在家吃过早饭，早早和奶奶在家门口等待，不一会，淑童的好伙伴路雪丽被爷爷用摩托车带到了淑童家门口，两小姐妹牵着手欢喜的不行，伴着《数鸭子》的童歌离开了于家咀村。

　　20日下午6点左右，贺淑童的家属在政府赔偿协议上签了字，大约晚上11点多，贺淑童被家人埋在了几公里外的“疙瘩山”。自从出事后，贺淑童的父母一直卧在病床上。

　　沉重的校车

　　事故当天，幼儿园老板李军刚和货车司机樊军刚被警方带走，当天两人分别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。三天后，正宁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军刚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批准逮捕。理由是私自改装车辆，指使他人严重超载行驶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。
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，小博士幼儿园始建于2004年2月，总投资50余万元。2006年11月晋升为正宁县二类幼儿园。一位知情者称，合并后，乐乐幼儿园负责人把校车卖给了小博士幼儿园，因为有一辆车即将报废，李军刚筹集了8万元，于今年1月份去西安买了一辆，随后，又借了5万钱买了一辆校车，至事发前，共有4辆小车接送两园区的孩子。

　　李军刚的爱人高红霞说，上一学期，两个园区有1164名学生，校车根本不够用，李军刚还租了两辆私家车，一天150元。这学期人少，只有740名学生，就把私家车辞掉了。

　　李军刚的弟弟李军平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，如果每辆车拉一趟得四五十分钟，按11人拉的话，拉一天也拉不完，“我们规定是拉20到30个学生，多跑几趟，不知道为何出事那天超了那么多”。

　　李军平抱怨说，即使是一辆车拉20名学生，一个车一早上要跑好几趟，接车最远的20多公里，一学期向学生收200多块钱接送费，近一点的收80多块钱，加油费都保不住。不仅是购校车贷了一大笔款，日常的各种开支也让幼儿园“捉襟见肘”。

　　正宁县教育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此次事件以“必然中的偶然”总结。他说，国家自规定幼儿园可以民营后，开始重视义务教育，加之高中学生关系到当地的升学问题，政府也是对此加大投入，对学前教育这一块的投入和关注度自然会降低。

　　事故发生后，中共庆阳市委11月19日发布消息，该市市委、市政府决定停止2012年公车更新计划，将预算资金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。

　　听到消息时，贺虎全坐在家里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 ★

　　(实习生姜婉君对本文亦有贡献)